我国开征“碳税”：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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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机制：“谁污染谁付费”

在经济刺激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是碳定价机制。本着“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想要排放CO2等温室气体，那么就应该首先获得碳排放的权利，然后再为这个权利支付费用，这个过程被称为碳定价。

碳定价机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强制型手段，就是开征碳税；另一种是通过市场手段，也就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早在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挪威统计局就曾联合做过一个课题：《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虽然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

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税”对我国意味着什么？

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建议中国开征碳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很有必要征收碳税，但是开征碳税，也与我国所处经济成长阶段的经济政策相掣肘。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都有一定的阶段性。按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我国目前尚处于“起飞”准备阶段到“起飞阶段”的过渡期。适应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必须将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据预测，在当前的节能技术条件下，只有当GDP年增长率不高于4%时，才有可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净下降。无疑，开征碳税会提高我国产品的生产成本，弱化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影响我国经济在所处成长阶段的正常发展。不等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研究透，欧洲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他们的碳边界调节机制（CBAM）。

欧洲是世界上受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将向欧洲议会提交“设立碳边界调节机制”（CBAM）的立法草案。这是欧盟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进入立法程序的重要历史转折点，预计欧盟将在2022年完成立法，并从2023年开始实施。

欧盟为何此时强力推动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有分析指出，一是希望借此推动绿色规则与标准，对外“示强”，对内加速绿色转型；二是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增加企业竞争力；三是助力实现“经济主权”，加快摆脱对外依赖，加速产业回迁。

碳边界调节机制的实施对我国意味什么？2020年，中国已成为欧盟的**大贸易伙伴，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1808亿欧元。如果欧盟碳关税落地，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出口成本将增加，贸易竞争力会下降。预计如果对整个碳足迹征收100美元/吨CO₂的碳税，那么中国对欧盟总出口每年将可能被征收高达350亿美元的碳边境调节税。

碳定价政策

现在全球都在设计碳定价政策，碳定价政策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激励减排的有效工具。碳定价实际是对排放二氧化碳设置一个价格，通过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使经济主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或为排放二氧化碳买单，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方向转型，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碳定价现在主要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形式。前者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征税，后者是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分类和交易，具体政策实施因国而异。

欧盟的官方名称取的是“碳边界调节机制”，这个官方名称避开“税”字所带来的歧义和负面联想。但，它的本质都是对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加税，以使进口产品和欧盟产品在碳成本上“扯平”。

欧洲的碳边境调节税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雏形最早出现在1975年的一篇划时代论文，此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该税在理论逻辑上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护单边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比如进口地区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政策，但如果进口商品不受这种约束，其本地高耗能企业就可能通过将生产或者工厂转移到该地区之外，使得减排政策效果打折扣，造成所谓的“碳泄漏”；二是经济层面的考量，不对等的环境约束将对本地的企业竞争力造成影响，从公平竞争的角度对进口商品额外征税。

现实情况比理论要复杂得多。为推行这一政策，欧盟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找出可靠评估和核实不同国家不同公司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碳足迹的方法。如果由于欧盟无法找出可靠评估和核实不同国家不同公司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碳足迹的方法和权威性评估，以及妥善解决碳排放公平问题，贸然征收碳边境税可能导致贸易战，助长逆全球化趋势。

例如俄罗斯方面认为此类措施造成了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称，欧盟在欧盟边境征收碳排放税的计划，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这种碳调整机制的倡议，在本质上可能转变为新关税。

越来越迫切的气候变化压力会导致更多激进的应对措施。无论如何，“碳边境调整机制”理论上是为了倒逼碳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如果因为引起贸易纠纷而起不到这个作用，就必须慎思而行。贸易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资源优化布置，各国通过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贸易政策虽带有政治因素，但主要还是经济利益。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也应该着眼全球低碳资源的优化布置，虽然也难免带有政治色彩，但主要是对人类生存发展和对后代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因此更需要对话和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就曾表态，“碳关税对于欧盟的公平环境转型必不可少”；阿根廷、意大利、日本以及墨西哥政府以及美国民主党，在过去的若干年也都有密集的表态与倡议。但在全球化时代，施行碳关税还面临政治、法律、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比如这种政策是否违反了WTO规则和《巴黎协定》精神，是否可能引发贸易环境恶化以及出口国贸易报复等，因而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进入各国政策议程。

探索中国特色碳税征收之路

我国碳市场也只能覆盖我国50%的碳排放量，国内的碳交易价格还远低于IPCC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碳价预测。因此，我国仅靠碳交易一种政策手段难以实现“30•60”目标，需要通过与碳税这一政策手段并行实施，加大碳减排调控力度。

不过，目前现存的产业结构不足以支撑全国范围内同一强度征收碳税，特别是排放严重的重化工业将不堪重负，难以生存。高收入人群聚集的城市是有能力的，收入越高、能级越强的大城市对大气治理需求越强烈，而且有能力承担并支付治理成本。因此，由每个城市因地制宜科学平衡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按城市能级自主确定碳税征收范围和强度，将是可以探索的中国特色碳税征收之路。

征收碳税还是实行排放交易制度？

关于碳税和碳交易政策能否同时使用，国内外学者主要对两种减排政策的优缺点、互补性及兼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一定条件下将碳税与碳交易政策配合使用，能够以适中的减排成本完成碳减排目标。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减排政策并非对立存在，其联合应用能够以适中的成本达到更好的减排效果。目前已有丹麦、挪威、法国、瑞典等国将碳税和碳交易政策混合使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实践为我国碳减排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专家普遍认为，碳税的实行是大势所趋，而如何执行倒是政策制定者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如何给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政策环境，让各个企业站在同一平台上来缴纳碳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王文堂指出，我国与欧美地区的能源结构区别很大，煤炭在化工企业的生产中所占比例较大，与电力、蒸汽、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相比，煤炭的计量本身就比较困难，加上众多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小企业，如何准确计量和监管他们的碳排放存在一定难度。

绿创碳和协助地方政府与园区，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系统性宣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策；

二、积极落实能耗双控制度，提出控煤工作路径及方法，协助完成压煤目标，合理降低能耗总量和强度，减少碳排放；

三、协助制定“碳达峰及碳中和”实施路径及行动方案，提升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能力；

四、组织开展城市、工业园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咨询、核查、认定服务；

五、在碳交易过程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交易过程中的有效合规；

六、推进低碳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发布相关标准；

七、碳减排人才培训服务；

发起双碳专委员会，并倡议内容包括：

一、树立“零碳”导向的新型生活理念。强化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意识，形成争做“零碳先锋”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进一步推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先使用清洁能源。

二、研究“零碳”导向的产业新业态。发起“零碳园区”相关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借鉴、学术交流和示范应用，以促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零碳”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导向的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为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拓空间，以促进新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导向的项目落地。前瞻2030年和2060年的国际碳减排大趋势，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在全国推动落地30个零碳科技园，打造100个零碳工业园、1000家零碳工厂、1000座零碳校园、1000家零碳医院及1000个零碳社区，助力加快推进绿色“新基建”进度。

五、促进“零碳”导向的绿色投融资。以“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为主题，发起“零碳”绿色产业基金。鼓励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零碳”示范项目的投资，并带动更多来源绿色的国内外资金投入。

六、开展“零碳”导向的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举办“零碳创新”系列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大会”、“新基建 绿色投资大会”、“国际清洁能源投融资大会”等品牌国际会议，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搭建权威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渠道，加强相关产业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全方位助力我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206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