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你所不知道的四个侧面

关注“绿创碳和”，获取最新行业研究报告

碳中和是政治

碳中和是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工程，需要政治介入各行为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一国政府、执政党往往是决定转型加速或滞缓的关键力量。在很多情况下，重要政治人物、行政部门官僚主导了能源政策的设计和执行，甚至能决定整个国家是否处于转型的轨道上。例如，澳大利亚现任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是“化石能源”行业的坚定支持者，上台后立即抛弃前任的能源转型战略，以“维护能源安全和工作岗位”为由拒绝压缩煤电规模、大幅削减拟建的清洁能源项目，使该国能源系统处于碳锁定状态。

碳中和是“发展权”

我们把这个人均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做了比较，我们开始启动碳中和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美国同期。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本身和人均GDP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如何平衡减排与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同时，整个区域发展还不均衡，换句话说，如果用一刀切的方式，我们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经济转型成本可能对某些区域、某些产业会带来更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产业政策，或者说是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在碳税设定方面能够兼顾到经济发展的需求，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等。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排放权无疑是发展权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波斯纳（Eric A.Posner）、森斯坦（Cass R.Sunstein）、格林（Bryan A.Green）、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穆马（Albert Mumma）教授、丁仲礼院士等人也都这样认为。1986年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既然穷人还占据人口大多数，全世界每年饿死上千万人，有数亿人正吃不饱，那么发展和解决贫困当是世界**主题。发达国家的发展压力小，可以不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减排放到**位是合理的。但一些不平衡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也跟着胡喊乱叫（承诺“0排放”时间表），岂不是民粹思潮？

碳中和是“经济”问题

气候变化的发生，按照魏茨曼教授的说法，从时间尺度上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按照地质历史的时间尺度，人类即将面对的气候变化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毕竟地球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都是以百万年、千万年、亿年来计算的，地质层里薄薄的一层可能就是上亿年，而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未来一个世纪或者几个世纪可能就会发生，对地球而言就是一瞬间，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没法通过自身的进化来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后果会很严重。

按照人的生命周期的时间尺度，气候变化和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看起来是遥远的未来，如果气候变化的后果300年后才会真正显现，对当下的人类而言，那几乎等于无穷远的未来，毕竟那时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的孩子都应该不在这个世界了。

气候变化经济学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类现在要付出多大代价，来避免也许200年后，也许300年后才会发生的气候变化灾难，或者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气候变化灾难（也就是时间无穷大）。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今天的代价和200年，300年或者无穷远处的灾难带来的后果进行比较，所以就有了怎么把300年后的事情贴现到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经济理论、金融理论、统计理论和气候变化的模型反复一遍又一遍的论证，气候变化带来的尾部事件（也就是极端事件）会是一个肥尾，一个非常长、非常肥的尾巴。因为肥尾带来的预期伤害非常大，甚至无穷大，魏茨曼教授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观点是，至少我个人理解的是，要给这个尾巴减肥，或者干脆把肥尾给切掉。

这里的含义是，人类的应对策略不只是应对气温上升1.5或者2摄氏度，而是要更注意防止或者大幅降低气温上升5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的可能性，也就是要从主要预防灰犀牛变为更加重视预防黑天鹅，意味着需要采取的措施更为激进、更为迫切，采取的方法也许也要更匪夷所思。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阻止气温上升，而是防止气温极端上升。

因此，全球各种类型的企业需要主动介入能源转型决策，引导决策者出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这里所指的企业不仅来自能源领域，也包括那些与能源产业密切互动的领域。例如，与煤炭高度相关的产业（如铁路、钢铁和冶金）通常会与煤电企业一道组成政治联盟，形成强大的游说声势，推动政府出台保护煤炭产业的政策。再次，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常对能源转型提出立场迥异的诉求，使能源转型决策变成“一个基于各种愿景和价值、压力集团相互角力的过程”，客观上增加了转型的不确定性。最后，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对一国或一个区域的能源转型可以产生直接影响，例如，欧盟从2013年开始实施“欧非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已帮助非洲多国制定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管理体系和发展规划，完成了转型战略的顶层设计。

碳中和需要“应急”手段

对气候变化的前景究竟怎么判断？2013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100年后：顶尖经济学家预测未来》的书，书中收录了十位**经济学家对100年后的预测。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就是魏茨曼教授所著，名为“被地球工程的星球”，可以算作一种预言吧。

魏茨曼教授对人类能够下定决心采取切实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是悲观的，但是他又觉得温度的极端上升是不可以忽略的黑天鹅事件，灾难的后果难以承受，必须降低温度极端上升的概率或者消除极端上升的可能，也就是给肥尾减肥，或者干脆把肥尾切掉。于是就有了他非常不喜欢，但又觉得必须得备着的地球工程。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地球工程目前主要指的就是通过在大气或者云层上喷洒反光的颗粒，增加地球对太阳光的反射，从而降低地球的温度。

魏茨曼教授不喜欢地球工程的原因很多：**、地球工程副作用看不清楚；第二、没有解决全球变暖的根本问题；第三、可能给人一种错误的幻觉就是大不了以后用地球工程就行了，反而降低人类应对全球变暖的决心；第四、没法解决温室气体带来的其它问题，比如说海水的酸度上升给海洋生态造成的破坏，等等。

但是，魏茨曼教授又觉得，如果真的事到临头，气温开始异常上升，地球工程也许是不得不考虑的选项。所以，他觉得必须开始研究地球工程及其影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不得不使用地球工程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干和有什么影响，但地球工程只能作为应对全球变暖的最后手段。

绿创碳和协助地方政府与园区，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系统性宣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策；

二、积极落实能耗双控制度，提出控煤工作路径及方法，协助完成压煤目标，合理降低能耗总量和强度，减少碳排放；

三、协助制定“碳达峰及碳中和”实施路径及行动方案，提升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能力；

四、组织开展城市、工业园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咨询、核查、认定服务；

五、在碳交易过程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交易过程中的有效合规；

六、推进低碳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发布相关标准；

七、碳减排人才培训服务；

发起双碳专委员会，并倡议内容包括：

一、树立“零碳”导向的新型生活理念。强化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意识，形成争做“零碳先锋”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进一步推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先使用清洁能源。

二、研究“零碳”导向的产业新业态。发起“零碳园区”相关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借鉴、学术交流和示范应用，以促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零碳”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导向的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为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拓空间，以促进新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导向的项目落地。前瞻2030年和2060年的国际碳减排大趋势，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在全国推动落地30个零碳科技园，打造100个零碳工业园、1000家零碳工厂、1000座零碳校园、1000家零碳医院及1000个零碳社区，助力加快推进绿色“新基建”进度。

五、促进“零碳”导向的绿色投融资。以“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为主题，发起“零碳”绿色产业基金。鼓励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零碳”示范项目的投资，并带动更多来源绿色的国内外资金投入。

六、开展“零碳”导向的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举办“零碳创新”系列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大会”、“新基建 绿色投资大会”、“国际清洁能源投融资大会”等品牌国际会议，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搭建权威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渠道，加强相关产业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全方位助力我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206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