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如何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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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意味为了避免50年后一美元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由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教授Stern在2006年主持撰写的气候变化问题评估报告，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经典之作，这份报告使用的贴现率比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Nordhaus教授使用的贴现率低，也就是赋予后代人利益更大的权重。

按照Stern主张的贴现率，碳价约在每吨266美元，Nordhaus 的估算是37美元。奥巴马政府的估算是每吨42美元，而特朗普政府的估算是每吨低于10美元。这些都显示了估算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认知，这也很正常。绿创碳和认为需要兼听则明，我们在此分析12位诺贝尔得主，他们为减碳做出的贡献。

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再次飘绿。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获得该奖。戈尔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白宫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当时的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旨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自从2000年竞选总统失利后，戈尔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2007年，他参与制作并主演的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第79届奥斯卡**纪录片奖。在影片中，戈尔一改过去刻板的政治外表和略显木讷的个性，以地球村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人们展示全球变暖的危害。影片出乎意料地获得高票房和好评，令他名利双收，成为不少人推崇的“环保先锋”。

政府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成立于1988年，拥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位研究人员。近年来，IPCC发布了一系列权威报告，为人类认识全球变暖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200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其总干事巴拉迪也分享过和平奖。

诺贝尔奖越来越绿，将人们和研究者的关注转向了现实的环保，真是一件好事。

美国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刚刚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对诺德豪斯的认识，更多来源于他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合著的教材《经济学》。该教材堪称经典，目前已更新翻印至第19版，萨缪尔森已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德豪斯教授目前就职于美国耶鲁大学，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与经济学模型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但近年来他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或许是对“气候变化经济学”宏观模型的发展。传统来看，宏观经济学模型更多关注创新、资本、劳动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稳定之间的关系，例如与诺德豪斯一同获奖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重点关注的就是引入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而诺德豪斯关注的则是环境与气候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发了名为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DICE)的宏观经济模型，或称综合评价模型(IAM)，在其中融合了碳循环、温室气体控排行动等诸多环境与气候变化相关因素，使得经济学能够正式地分析气候变化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就“绿色增长的价值”发表了主旨演讲。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做出了**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论坛上，他从环境影响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经济发展的价值，他说：要很好地使用GDP这个概念。目前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希望改变对GDP的衡量方式。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GDP已然成为一个非常标准的方法，成为全球范围内衡量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它也是用来考量经济产出价值的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对于经济活动进行更好的评估的方法，除了GDP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因此，围绕这方面的研究，看一下是否更有价值，同样，政府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给予更多的补贴？

绿色GDP是什么概念呢？我想说的是，GDP的目的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生产层面和消费层面经济总量的方法，在一年之内产出和消费了什么东西，而GDP却没有办法衡量这一年之内在经济活动中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幸福感觉。只是经济总量的最终产物，其在一年之内，人们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也是若干因素的累积的衡量。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包括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这方面还要采取非常标准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评估。因为每个商品和每种服务都有相应的价值和价格。

但是，标准的GDP衡量模式中没有包括的内容有哪些呢？比如，**，应该包括资源的增长或资源的下降，这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到环境方面的影响，这也是所谓绿色GDP的核心概念。如果环境和资源下降的话，GDP应有所减少。第二，是否对一些材料的使用有一些新发展和新开发。实际上涉及到现有资源价值的上升，价值有增加，也是对绿色GDP的贡献。举个例子，像石油，就每单元而言，我们发现页岩气的发明可能会让石油的价值下降，从而降低了某些资源在未来的价值判断。人们希望在绿色GDP中所加入的环境影响，就是经济活动对环境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最后会对地球的气候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也是在GDP的衡量中需要考虑进去的。因为这也是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它可能会降低未来消费的价值。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希望加入其他因素，比如说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如果能衡量这部分因素的产值，这应该包括进绿色GDP中去。还有主张将健康也要包括进去，但是，这些指标的衡量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一些论文提出了实际上看起来不能量化的因素的数值，但对这些数据，坦率地说我不相信，不过至少他们做了有益的尝试，用量化的方式衡量这些因素。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邀请，参与了“光华思想力”线上研讨会。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对话威尔逊教授，就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商学院教学与人才培养等话题进行了愉快而深入的探讨，共吸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观众在线参与。

谈到有观点认为学者们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却往往聚焦在微小的问题上，威尔逊教授表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的突破都是来源于人们在思考解决各种微小的现实问题中一步步积累起来的，量变才能引起质变。同一个问题，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对话谈及拍卖理论的研究过程，威尔逊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与加州电力公司的沟通协作，从实际业务中的痛点出发，设计出更高效的、具有实操性的拍卖形式，降低了“赢家诅咒”的风险。刘俏院长还请教了威尔逊教授，拍卖机制能否应用到碳排放定价的市场交易以及如何激励企业与个人主动参与节能减排的问题，威尔逊教授用酸雨导致二氧化硫排放带来环境灾害的问题来举例，表明市场和定价机制的建立是复杂且困难的，需要多方的考量和努力。政府应充分理解企业不积极参与碳交易背后的原因，提供合理的交易机制，最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对于高校教授如何在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方面做平衡，以及研究和教学怎样做到相辅相成，威尔逊教授说：“我教MBA课程40余年，教博士课程也有18年了，我的课程内容都是基于我关注的研究领域时常更新的，并且聚焦于解决该领域对应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做咨询工作的过程中，你可以接触到很多行业，可以把咨询当作探索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的一个方式，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启发。”对此，刘俏教授也深表赞同，并补充道，学术研究目的是要真正关注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是做研究的起点，也是为什么威尔逊教授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他的研究可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真实问题。

“人类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来控制气候变化？” 这个问题来自于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士天文学家米歇尔·马约尔（Michel Gustave ?douard Mayor）。涉及到的领域主要有：自然科学、气候变化、生态学、温室效应、环境科学等。米歇尔·马约尔（Michel Gustave ?douard Mayor），于 1942 年生于瑞士洛桑，瑞士天文学家，任教于日内瓦大学天文学系，已于 2007 年退休，但仍以荣誉退休教授身份持续进行研究。他和戴狄尔·魁若兹于 1995 年一起发现了**个环绕类太阳恒星飞马座 51 的行星飞马座 51b，自此之后，他的研究则主要是发现太阳系外行星。2007 年他是在智利欧洲南方天文台所属拉西拉天文台发现格利泽 581c 的 11 位欧洲科学家之一，这是首颗位在适居带内的太阳系外行星。2009 年马约尔和他的团队发现环绕主序星的，目前质量最小的太阳系外行星格利泽 581e。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锂离子电池之父、美国工程院院士Stanley Whittingham认为储能在绿色经济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当今这个锂电池无处不在的时代，可以说，是锂电池奠定了无线、无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在未来，电池储能的制造和使用必须是可持续的，电力来自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同时，电池必须实现回收再利用。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清洁的环境，使地球更具可持续性，全球变暖得到有效控制，为子孙后代造福。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能源部前部长、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朱棣文说联合国要求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这就要求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不能超过2900Gt。目前，全球3/4的温室气体是过去65年排放的，全球养殖业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仅次于中美两国的排放量，由此可见我们减碳任务之重。报告还介绍了有效促进低碳排放的储能方法和新技术，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抽水蓄能、热储能、高压交直流电网、电动汽车、锂硫电池等。报告认为，人类需要走出以人口增长和物质丰富为财富衡量标准的误区，探讨新的生存标准。有质量的生命应该包括“寿命+健康水平”、安全、继续教育和生存舒适度等。

氢气可能在未来成为可再生能源燃料电池的基石，氢可用来驱动汽车、为建筑供暖并帮助生产食物，同时，氢气还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加速气候变化。传统的甲醇制氢被称为重整气制氢，通常将生产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作为该提取过程的一部分。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的温室气体。在2017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中，USC Loker碳氢化合物研究所的化学家概述了一种碳中和的方法，该方法只需要使用已知的最简单的醇——甲醇，就可以完成工作。

资深作者GK Surya Prakash，199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Olah在他们的最新论文中提到，USC Dornsife文学、艺术及科学学院的团队设计了一种从甲醇生产和储存氢气的方法，该方法不产生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而是将碳捕获生成一种称为胺的氨的有机衍生物。研究表明，碳已经从通过甲醇生产和储存燃料的循环中脱离出来，支持Olah和Prakash对于完全可再生的“甲醇经济”的长期愿景。

Olah-Prakash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并凝练了“甲醇经济”这一概念，直到Olah因为其在碳中和研究中的贡献，成为USC的**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后，Olah本人给这一概念命名并使得碳中和思想得到普及。

据Olah和Prakash介绍，甲醇经济的目标是开发以甲醇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这样可以减轻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能量依赖，例如对石油的依赖。

Prakash，Olah及其团队的研究一直专注于寻找一种从甲醇中提取氢燃料的方法，不仅碳中和，而且甚至可以捕捉碳。

能源专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丹尼尔·科曼在浙江温州召开的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高度肯定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做出的贡献，并表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他表示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海洋资源，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在内，都需要进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重建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

中国几个月前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来惩罚不良的碳排放行为，或者通过低息贷款来奖励好的环保行为，或者设立一套市场机制，通过碳交易来实现碳排放的市场调节。是什么让有些措施会比其它措施更有效？

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值得赞许的，中国会尽全力来努力应对气候问题，因为中国的大城市正在直接受到碳排放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所以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会尽力进行环境保护。大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环境生态，环境治理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具有地方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一个***。

在欧洲和美国，年轻人已经开始表达他们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并准备做好惩罚那些没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年轻人有购买力，就有很大的市场发言权，他们倒逼了投资者对于环保的认识，希望公司价值**化的投资人会确保他们的公司做出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注重股东利益**化的公司，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自私”的企业会想要真正的保护环境。因为庞大的公众压力，投资者需要保护环境以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所以现在在欧洲，我们看到投资者和环境保护的利益统一的，是双赢的。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出现了类似的公众压力，成熟到可以导致公司估值的变化，在中国至少目前还没有通过企业的估值体现出企业间在环保行动方面的差别。

我认为综合各种政策的考量，最具有激励效果的仍然是某种形式的税收，或者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美国采用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2005年，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3位有机化学家――法国的伊夫・肖万，美国的理查德・施罗克和罗伯特・格拉布，以表彰他们在烯烃复分解反应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长期以来，有机合成化学在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抵御各种疾病和自然灾害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有害的副产物，如有害气体、有害固体和有害溶剂等。烯烃复分解反应被称为“绿色反应”，因为它更有效、更节能、对环境更友好。该反应甚至可以在水中进行，用水做溶剂，这成为了“绿色化学”的一个范例。比如，用传统的方法给桃树灭虫，非常昂贵和复杂，而且对桃树有伤害，也会污染空气。如果利用烯烃复分解反应生成一种化合物，在害虫交配时的一两周内把这种化合物播散开，那么它就可以使雌性害虫不产卵，从而防止其对桃树的侵害。这样只需要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就可以起到防虫害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化学制剂对人体是无害的。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认为以气候变化为例，在理想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将尽**努力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如通过征收全球绿色碳排放税等方式，这是经济学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如果你破坏了环境就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但要落实这一方案，不仅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行动（尽管这已经很困难了，就像我们这几年在许多国家包括我生活的美国看到的那样），还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和联合。尽管我们有《巴黎协定》等，但进度缓慢，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记得它。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理想世界中，单一国家与国家间都有政治层面的失败。

因此，个人和公司的行为就显得必要而且重要。对个人而言，我可以尝试减少自己的碳足迹，也许买一辆电动汽车。相比之下，公司更有优势去做这件事，因为公司规模更大，减少碳足迹的效果比一大堆个人要大得多，也许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当政府未解决问题时，相比个人，公司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类似的例子，公司在解决污染问题时同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要公司股东也是个普通人，一般就会希望他们的公司也对环境友好。他们应该如何做呢？在实际操作中有两种策略：“退出”或“呼吁”。

绿创碳和协助地方政府与园区，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系统性宣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策；

二、积极落实能耗双控制度，提出控煤工作路径及方法，协助完成压煤目标，合理降低能耗总量和强度，减少碳排放；

三、协助制定“碳达峰及碳中和”实施路径及行动方案，提升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能力；

四、组织开展城市、工业园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咨询、核查、认定服务；

五、在碳交易过程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交易过程中的有效合规；

六、推进低碳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发布相关标准；

七、碳减排人才培训服务；

发起双碳专委员会，并倡议内容包括：

一、树立“零碳”导向的新型生活理念。强化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意识，形成争做“零碳先锋”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进一步推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先使用清洁能源。

二、研究“零碳”导向的产业新业态。发起“零碳园区”相关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借鉴、学术交流和示范应用，以促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零碳”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导向的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为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拓空间，以促进新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导向的项目落地。前瞻2030年和2060年的国际碳减排大趋势，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在全国推动落地30个零碳科技园，打造100个零碳工业园、1000家零碳工厂、1000座零碳校园、1000家零碳医院及1000个零碳社区，助力加快推进绿色“新基建”进度。

五、促进“零碳”导向的绿色投融资。以“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为主题，发起“零碳”绿色产业基金。鼓励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零碳”示范项目的投资，并带动更多来源绿色的国内外资金投入。

六、开展“零碳”导向的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举办“零碳创新”系列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大会”、“新基建 绿色投资大会”、“国际清洁能源投融资大会”等品牌国际会议，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搭建权威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渠道，加强相关产业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全方位助力我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206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