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行业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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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对污水处理率、各类水体水质等级、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污水再生利用水平、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等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日趋完善和规范了行业营商环境。国家利好政策的持续发布，促进了行业技术的进步、模式的创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行业整体持续稳步发展，为减少污染物排放、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改善城镇水环境生态环境，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1.污水处理行业规模不断增加，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及污水处理行业政策和投资的持续支持，我国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增强，行业规模稳健增长。2018年我国排水设施投资达到1523亿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69.6%，污水处理与再生水利用设施投资总额增长了54.1%，达到803亿元（见图1）。2019年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收益约人民币498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9.9%。

我国污水排放总量持续增长。2018年，我国城镇污水年排放总量和污水处理总量分别为620亿米3和587亿米3，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37.9%和65.3%，污水处理规模增长高于排放量。2018年，我国城市排水管道长度达到68.3万千米，污水处理厂总数为2321座；县城排水管道长度20.1万千米，有污水处理厂2011座，县城污水处理能力仍然较弱。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也在不断增强。2019年，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污水量达到1.77亿米3，同比增长4.7%，年处理量为532亿米3，同比增长6.9%。

2.加快政策布局，推动污水处理市场稳定发展。2020年，国家愈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提高治污能力和水平，强调新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提升管网建设质量；要求强化污水处理能力建设、积极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等机制。

2021年，水利部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以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域为重点，以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以工业利用和生态补水为主要途径，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对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投入力度，并提出推动将污水资源化关键技术攻关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整体来看，国家利好政策的持续密集发布，推动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建设规模和服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是行业整体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3.竞争格局演变，污水处理市场进入深度重构期。受政策利好影响，资本纷纷布局污水处理行业，2020年我国污水处理相关企业注册量达到49500家。随着国内环境产业与水务市场进入深度重构期，中国污水处理市场经历了生态共生、资本合作、竞争加剧等阶段。

（1）“国进民退”，国资注资民企，建筑型央企强势进军。2017年开始，部分民营企业受经济下行、金融“去杠杆”及PPP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影响，加上自身盲目抢市场、扩规模而陷入流动性危机，不得不寻求战略合作。目前，东方园林、国祯环保、环能科技、清新环境、铁汉生态、中金环境、碧水源、博天环境、巴安水务等先后与国资成功牵手。而中交、中铁、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等建筑型央企也参与进来，并快速占领市场。巨头们凭借其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将市场上的项目瓜分殆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逐渐缩小，污水处理行业洗牌进一步加快。

（2）平台型公司再次崛起。随着污水处理行业社区化运营属性的增强，关联产业不断聚集，污水处理服务平台应运而生。通过引导资源的有效流动，激活企业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产业规模效应，聚集人才和知识，挖掘产业链需求，提高产业链效率。2020年上半年，除了像长江生态环保这样的中央级平台型国企外，部分省、市级平台公司（如湖南湘水集团、江苏环保集团）相继成立，开始获取项目。平台型公司的成立经常与其主管部门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50%的省级平台公司与水利部及地方的水利厅或者水务局有关联，还有37%的省级平台公司由生态环境部门发起成立，如江苏环保集团、广西环保产业投资集团。

（3）跨区域扩张竞争加剧。传统国有地方型水务公司由于多为所在地原事业单位改制形成，区域垄断性突出。近年来，北京、深圳、重庆、成都等实力较强区域的地方国有水务企业和央属水务企业，依靠其雄厚的股东背景、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通过并购、合资、参控股、BOT和PPP等方式开启了异地扩张之路，对原区域内地方水务企业造成一定竞争。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污水排放标准的提升，对污水处理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实力不强且财政实力有限的区域会考虑引入技术先进的污水处理企业。

（4）市场分布不均。全国在业/存续污水处理相关企业有21.93万家，主要集中在工业大省，其中，山东污水处理相关企业最多，数量达24996家，广东、江苏紧随其后，也都超过2万家。2020年上半年，各地区市政污水市场项目建设投资额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陕西、四川、广东，成交项目数量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山东、江西；村镇污水市场成交项目建设投资额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湖南、安徽、云南。2020年环保专项债发放规模排名前三的为广东、山东、江苏，占全国环保专项债发放额的22%，排名后三的为海南、新疆、广西，共占6%。从2020年10亿级大项目成交量看，广东独得15席，市场份额高达523亿元。此外，随着生态环境部对断面达标监管的日趋加严，定期公布的断面考核排名靠后的城市必然要继续投资治理“厂—网—河”，这些地方必将成为污水处理企业关注的重点。

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从污水处理工艺优化入手，通过可行性措施将各技艺植入低能耗观念，有效降低了污水处理作业中的各类别能源消耗。

该方法的创设原理为：依靠絮凝动力有机结合生物吸附定律知识，将城市污水经过“絮凝吸附”后静置沉淀，在规范时间后加以指定活化，达成净化污水目标。该技术对污水内包含的各类别污染物主要是通过三方面实现清除处理，即吸附、絮凝、生物代谢，各处理厂通常将前两类设置为常用工艺。

其工艺流程为：污水原水通过管道充分融合回流活化污泥后，将会一同流向混合式污水反应器，即“絮凝吸附工区。”并在机械设备定时搅拌后完成混合作业；絮凝吸附作用发生时，污水水体内存在的大量污染物质将得到絮凝吸附，发生污泥絮体形态转变，沉淀池内被出水注满后，将自行展开固液脱离，获得最终出水；为再次激活沉淀工区内污泥絮体吸附活性，工作人员可采取曝气活化处理手段，在短时间内迅速催化降解有机物形成微生物样式的絮凝物质，改进、增强污泥沉降功效，保证其可长时间维持好氧状态，预防黑、臭问题发生。

该工艺的能源使用量少，成本资金消耗不多；但其缺点为出水水质一般，二级生化要求达标困难，脱氮除磷功能展示不明显；较适用于我国生态环境告急与经济、资源发展中地区。

简称为A-O法，此工艺的创新研发可称为活化污泥法的进阶升级版。因其将厌氧处理中的某些工艺原理科学融合，污水内部生物可达成脱氮作业；A-O方法简单来讲就是在污水曝气环节前增设厌氧混合工区，设置污水前期预处理工作步骤，随后在此工区混合回流污泥，引发反硝化反应。

对污水原水采用格栅辅助设备整体粗化清除固体颗粒，逐一通过沉砂、初沉工区细致化过滤小型砂石、悬浮污染物等杂质后，将工作区域转换至厌氧池；在厌氧工区内，污水会与回流污泥交汇、接触，产生反硝化效应，回流液内NO3-、NO2统一复原为N2，实现脱氧作业；在污水处理到此环节时，其会流经好氧曝气工区。污水中剩余的有机物会由污泥絮体分解，净化作业达标；此后，得到曝气处理的污水将流入二沉工区，进行固液分离；在上清水水质契合我国相关标准后可将其悉数排放，这时依然会存在一部分污泥自行回流至厌氧工区，收获剩余污泥；将剩余污泥与污水处理全程留存下的污泥一同开展脱水作业，产生滤液后二次处理。

该技术使用优势为在经过完整性处理工作后可获得氮、磷成分较少的优质水体，无需再专项添设脱氮除磷环节。且剩余污泥具备的沉淀性能高、脱水快捷。同时，此项技艺在我国大规模推广，技术成熟、作业质量稳定、耗能少；该工艺缺陷为污水处理必须增设硝化步骤，否则反硝化反应发生困难。回流污泥会因为其拥有硝酸盐、亚硝酸盐两种物质，这将对厌氧工区内部磷的正常溶解、释放形成困扰；但该工艺高度契合我国大多污水处理厂的资源配置。

该工艺作为接触生物氧化法以及生物膜法两种技术去粕取精后研制出的创新型生物污水处理技艺。利用悬浮粒子的附着优点，吸引微生物与之产生生物膜。选用鼓风或机械曝气两种工艺作为外力驱动，催化填料向流态化过渡，使得污水包容生物膜可以快速完成内部污染物的分解以及净化任务。并根据悬浮粒子的碰撞原理，让已老化、失去活力、功效的生物膜陆续脱落。

该工艺优点在于：具有较强的抗冲击性能。因悬浮粒子的独特功能性，污水处理中出现生物膜介质损坏设备可能性小，以及生物膜法不需使用活化污泥，所以可充分规避堵塞隐患形成，保障污泥全程正常反应。成本投资少，因

此技术操作的曝气环节用时短、抗冲击力高等特征，污水处理全程步骤紧凑、所用机械装置简单、技术流程所需占地面积不大，建设投资对比传统污水处理技术使用成本大大缩短。曝气工区内可选用的曝气方法较多、可灵活运用，常见曝气方式为鼓风曝气、机械曝气，二者均可将其始终保持于流化形态。对此，此处理环节内工作人员可根据各项细化情况自行择取曝气形式向微生物营造其必备的好氧、厌氧、缺氧等各类别环境，实现高效清除污水内不良成分的处理任务。改造工艺方便，因其与传统污水处理技术相差无几，仅需对原有装置、流程、催化剂等方面进行简化创新，即可增强处理实效，这也是该方法在国外大规模推广普及的关键原因。

资金壁垒高。在污水处理行业中管网建设及设备采购成本较高致使相关项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目前大多数污水处理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依然为银行借款，融资成本较高，因此，拟进入污水处理行业的企业会面临较大的资金壁垒。此外，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时间长，污水处理价格受政策管制，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

跨区域竞争困难。目前经济发达区域的污水处理行业逐渐进入成熟期，相关需求增速放缓，部分实力较强的企业将配套设施还不健全的区县城市或乡镇地区作为异地扩张的主战场。但受区域管网配套、地方保护主义等外部因素影响，加之部分企业自身专业能力、机制、资金等不足以支撑异地拓展，属地人才不愿意异地扩张，拟跨地区竞争的企业面临较高的准入壁垒。

行业存在多头管理现象，办事效率低。污水处理行业涉及的主管部门较多，其中发展改革委负责宏观管理，制定产业政策；生态环境部是我国环保行业的主管部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水利部门负责审定污水处理工程附近水域纳污能力以及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污水处理工程设计和工程建设的行政管理。多头管理导致职能交叉，且不同部门间的各项标准也不统一，办事效率低下。

集中度偏低，行业抵御风险能力不高。由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是由政府特许经营的，地方企业凭借20～30年的特许经营权形成区域市场的进入壁垒，导致市场“碎片化”分布，集中度较低。2018年，为强化细分领域实力，部分实力较强的污水处理企业开始进行并购。2019年，行业的并购、整合进一步加剧，大量无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被吞并。虽然并购市场表现亮眼，但整个行业集中度依然不高。截至2019年，我国**的污水处理企业市场占有率也未超过10%，行业前五名的污水处理企业已运营规模仅占据了19%的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的企业共占据27.2%的市场份额。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化不足、区域过度分散，标杆性的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化发育程度低，这些都制约了污水处理行业的技术进步及服务的集约化，导致行业抵御风险能力不高。

优化监管服务、构建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标准制修订，完善相应强制性标准，提高涉企政策的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对污水处理企业的政策扶持，出台更清晰的优惠政策说明，加大宣传、指导、服务力度，切实落实好现行各项优惠政策，让企业真正得到实惠。加强生态环境要素保障，完善治污正向激励机制。考虑污水资源化，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水处理，建立更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开展结对服务，配套搭建多功能、“一站式”环保综合服务平台，常态化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服务，切实加强涉企政策评估等，建立健全服务长效机制。运用项目“打包策略”，推进污水行业厂网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进行业发展，破解体制障碍。加强部门协同，消除部门壁垒，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和“代办制＋承诺制”等，优化污水处理项目审批及事项办理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加快污水处理行业服务市场化进程，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拓宽投入渠道，完善付费机制。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利率，盘活污水处理厂存量资产，带来现金流红利。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继续加大中央财政环保资金投入，增加专项资金规模，发展重大环保装备融资租赁，统一国内绿色债券标准等利好环保产业的支持政策。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规范有序推广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设运营。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给予污水处理企业中长期信贷支持。支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用于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积极推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探索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担保。推广区域内不同盈利水平的项目打包建设、运营，鼓励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专业化、规模化建设和运营的优势。创新收费付费模式，采取直接投资、投资补助、贷款贴息、资本注入、运营补贴等多种付费方式支持污水处理项目，保障企业合理回报。

加快行业创新速度，提高行业发展质量。

建立市场化引导基金和财政后奖励制度，建立考核、奖惩、激励综合体系，鼓励国内研究机构和污水处理企业自主研发、引进消化国外技术，提升行业科技水平。强化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宏观管理，弱化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微观管理，取消限制技术创新活动的制约权，弱化对具体创新活动的限制，制定专用技术保护条例。推进商业模式的创新应用，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污水处理服务模式，加强对污水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管，促进设施运行规范化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绿创碳和协助地方政府与园区，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系统性宣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策；

二、积极落实能耗双控制度，提出控煤工作路径及方法，协助完成压煤目标，合理降低能耗总量和强度，减少碳排放；

三、协助制定“碳达峰及碳中和”实施路径及行动方案，提升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能力；

四、组织开展城市、工业园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咨询、核查、认定服务；

五、在碳交易过程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交易过程中的有效合规；

六、推进低碳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发布相关标准；

七、碳减排人才培训服务；

发起双碳专委员会，并倡议内容包括：

一、树立“零碳”导向的新型生活理念。强化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意识，形成争做“零碳先锋”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进一步推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先使用清洁能源。

二、研究“零碳”导向的产业新业态。发起“零碳园区”相关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借鉴、学术交流和示范应用，以促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零碳”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导向的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为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拓空间，以促进新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导向的项目落地。前瞻2030年和2060年的国际碳减排大趋势，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在全国推动落地30个零碳科技园，打造100个零碳工业园、1000家零碳工厂、1000座零碳校园、1000家零碳医院及1000个零碳社区，助力加快推进绿色“新基建”进度。

五、促进“零碳”导向的绿色投融资。以“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为主题，发起“零碳”绿色产业基金。鼓励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零碳”示范项目的投资，并带动更多来源绿色的国内外资金投入。

六、开展“零碳”导向的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举办“零碳创新”系列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大会”、“新基建 绿色投资大会”、“国际清洁能源投融资大会”等品牌国际会议，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搭建权威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渠道，加强相关产业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全方位助力我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206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