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研究的先驱：催生诺贝尔奖级的气候经济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们再三拉响警报，气候变化导致地球升温，从而引爆气候和生态环境灾难。

北极海冰萎缩，海平面加速上升，野火愈加泛滥……拯救地球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但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981~2010年平均值偏高0.38℃，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尤其严重。

1903年瑞典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万特·阿伦尼斯早在1896年就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温室效应”，但直到2006年，斯特恩在英国政府及首相布莱尔的邀请下，经过一年调研主持完成长达700页的《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才全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财政、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这份报告问世在国际社会受到高度关注，他本人享有“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的美誉。

“我们通常会用二氧化碳当量来测量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增长。”斯特恩告诉记者，《斯特恩评论》发布时的温室气体浓度大约为430ppm，到目前为止是以每年2.5ppm的速度增长，“即使是保守估计，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未来将以3ppm~4ppm速度增长，这意味着21世纪末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将达到750ppm。”

750ppm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温度计上找到对应值，就会带来更直观的感受。“这一浓度下使气温上升5℃的可能性达到了近50%，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到本世纪末，预测全球气温将升高4℃~5℃。”

在斯特恩的气候模型中，这种程度的升高在地球过去几千万年的时间维度中都找不到先例，“我们估算，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 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的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从科学的角度看，气温升高超过2℃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共识，我认为**低于2℃，所以尽快实现零排放才能实现这种平衡。”斯特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根据他的研究，在430ppm起点上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50ppm以内，大致需要花费全球1%的GDP，所以从现在开始减排，未来50~100年间每年耗费大约1%的GDP，将远远低于30年后开始减排所耗费的每年4%的GDP。

这为严格减排划定了明确的时间表。斯特恩认为，若要稳定在“气温最多上升2℃”这个目标，必须要在2018年以前实现，“如果需要更好地控制气温，2016年就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

斯特恩还对记者分析，未来20年将成为这项事业的重要节点。“现在全球约有50%的人口在城市地区居住，大约是35亿人口，但到了25年后将会有70%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将达到90亿，如果我们还以现在的方式建造城市，将会制约在高碳耗的城市结构中。”

“气候经济学之父”、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通过节能减排的协同效应，中国人有望享受到更加清洁的空气。

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他曾任英国财政部第二常务次官和布莱尔政府经济事务部门负责人;也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分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尼古拉斯活跃于学术界，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任教，研究集中于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理论、税收改革、公共政策、转轨经济学、犯罪统计学等。2006年他发布了《斯特恩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所产生的财政、社会和环境上的影响，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具体到中国，斯特恩也强调了过去10年中国在全球减排事业中扮演着突出重要的角色。“目前2/3排放量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所以还需要在全球新的气候机制之下加强国际合作，在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成本降低了90%，风电成本也在不断降低，这是中国相关产业带来的历史性革新。”这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呼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长江特聘教授齐晔是国内低碳经济代表性学者，曾历时7年撰写成中国低碳发展报告，他就认为，从经济新常态来看，“十二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和“十一五”期间的11.3%比，大幅下降，终结了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实际对于能源的消耗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能源消耗的速度开始大幅度下滑。”

在2013年时，中国碳排放总量曾是美欧总和。根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人类碳排放量达360亿吨，其中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27.5%，美国16.9%，欧盟10.4%，印度5.9%，俄罗斯4.7%。

斯特恩建议，中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碳排放税收调整来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激励结构，可以对污染进行征税，也可以用一些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税收合理增加了，也可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煤炭其实是很昂贵的资源，“目前一吨煤平均下来大概是50美元，如果我们燃烧煤产生一吨碳排放，在美国的碳交易市场报价是20美元，这样来看燃烧煤的成本比风能和部分地区的太阳能价格更贵。”

中国每年差不多消费40亿吨煤炭，如果对碳排放征税，将会达到2800亿美元，这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的2.6%左右。“可以把碳排放的税收作为一项非常大的政府收入来源，一方面使企业有意识地减少碳排放，以及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在这笔税收中支配一部分用于激励企业投资于环保技术。”

由于税收杠杆牵扯到多方面，尽管数年前已经被国内学者广泛讨论，但对碳排放征税目前仍未实施。2010年就曾有消息援引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专题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经做完，正在与全国人大等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碳税。还有来自媒体报道援引财政部相关专家话语称，碳税改革将最迟在2013年启动。

当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调研报告就分析了中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并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具体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中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

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后，还需要推动碳排放价格上行的机制：

不过，碳税的暂缓推出并不代表中国减排努力的停滞。斯特恩认为中国征收碳税将是一个“一步一步来走”的路径，“明年中国会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场，然后中国可以发放碳排放的许可，其实可以先从发放碳排放执照或者许可开始，再逐步推进征碳税，这样一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2013—2015年定为试点阶段，但碳交易的总量并不符合市场预期。去年9月25日，中美双方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显示，明确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世界银行曾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大能源交易市场。而中国国内的多个研究机构都预测，中国碳交易市场规模将在1000亿以上，并且在2020年之后达到万亿元的规模。但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8月底，中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累计成交额只有约12亿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碳交易市场，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2014年，澳大利亚启动碳交易市场；2015年1月，韩国碳交易市场正式运行。2014年，全球碳市场的交易总量约为91.1亿吨，交易总额约为505.2亿欧元，交易总量较2013年的104.2亿吨下降了10.5%，但其交易总额同比上升了约26.36%。

斯特恩坦言，即使是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后，还需要建立一种推动碳排放价格上行的机制。“欧洲也并没有做得如想象的那么好，全球各地都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10年前就有碳交易市场，当时其实进行得不错，但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发放了太多的许可证，当欧洲经济放缓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发放碳排放的许可和执照，导致价格有了下行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应该给碳排放价格一种上行的推力。”

我们要知道相当热门的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诺德豪斯1982年的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此文虽短，却对CO2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近30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比如国际合作的艰难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诺德豪斯在发表此文之前，经历了大约15年之久的研究重心的转型。

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上，诺德豪斯也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常见的碳减排手段有三种：行政管制、数量许可证及相应的交易市场、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机制。因行政管制容易引发效率损失，所以一般都不被推荐。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Nordhaus（2006）认为，像京都议定书那样的数量控制型框架，避免不了效率欠缺的问题，要达到有效率的结果，还是需要借助价格机制。

不过，采用碳税的方案也会带来不少问题。比如，不同国家的碳税水平是否应相同？若要求相同，则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若允许有差异，则差异为多少，差异的动态调整怎么进行，这些在政治上都很难达成一致。所以，这个方面的争执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弗里德黑姆·施瓦茨在其著作《气候经济学》中指出，天气在全世界五分之四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除了“靠天吃饭”的农业外，航空、航海、商业零售、快递物流业、建筑业等，都对天气颇为敏感。气温相差摄氏度或降水量增减1毫米，反映到商场和客流及销量都有明显变化。这也就是经济学界所谓的“一度效应”。

在这个时间点，回顾和反思诺德豪斯的模型和他倡导的策略似乎成为应然。最近，诺德豪斯于2013年出版的《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一书经我国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译介，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

诺德豪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由得让人发问，将有关气候变化的决策交给经济学高度简单化的模型，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人类社会与地球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是现有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限定难以企及的；人类社会发展数千年积累和沉淀的文化、价值体系、自然界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更是完全无法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几何。

在有限的自然条件约束之下，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人类社会最终获得的可能并非是财富的积累，而是历史上未曾经验的困局。

不得不承认，曾被诺德豪斯等坚持温和减排路线的经济学家们视为小概率的气候灾难，正在逐渐露出狰狞的面容，此前认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会到来的灾难正在迫近，这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一定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成为全球变暖的受害者。

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站在了全球气候变化运动的最前线。

“你们用空洞的口号偷走了我的梦想，我的童年，” 瑞典16岁的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对各国政要进行控诉，“我们的生态系统正在崩溃，我们正站在下一次物种大灭绝的开端，但你们只知道谈论钱、谈论永恒经济增长的童话，你们怎么敢这样？”

没有人知道她的抗争是否能催化社会的变革，但明确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不应该被折现。

现在的核心是制定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以及2060年前碳中和的路线图，甚至转化为施工图。如何细化和分解？需要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研究探索经济代价最小的、优化的发展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需要进行专题研究。

绿创碳和会坚持这个问题的深度研究，绿创碳和就是以“迈向碳中和新时代：产业变革范式与产业发展机遇”为主题，依托高端核心智库的专家优势，旨在搭建一个汇聚多方顶尖智囊的高规格交流平台，以专业性、全球化的视角探讨碳中和发展规划中的新挑战、新战略，共话绿色经济态势下产业的新机遇、新发展。

绿创碳和协助地方政府与园区，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系统性宣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政策；

二、积极落实能耗双控制度，提出控煤工作路径及方法，协助完成压煤目标，合理降低能耗总量和强度，减少碳排放；

三、协助制定“碳达峰及碳中和”实施路径及行动方案，提升碳减排和碳资产管理能力；

四、组织开展城市、工业园区、机构、企业、产品、等“碳中和”咨询、核查、认定服务；

五、在碳交易过程中，为买卖双方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交易过程中的有效合规；

六、推进低碳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发布相关标准；

七、碳减排人才培训服务；

发起双碳专委员会，并倡议内容包括：

一、树立“零碳”导向的新型生活理念。强化绿色低碳与节能环保意识，形成争做“零碳先锋”的良好社会氛围，以进一步推动降低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优先使用清洁能源。

二、研究“零碳”导向的产业新业态。发起“零碳园区”相关课题研究，开展经验借鉴、学术交流和示范应用，以促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以“零碳”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

三、鼓励“零碳”导向的技术创新。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环保、新能源等技术创新，为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开拓空间，以促进新技术进步与成本下降。

四、推动“零碳”导向的项目落地。前瞻2030年和2060年的国际碳减排大趋势，以“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为主要内容，在全国推动落地30个零碳科技园，打造100个零碳工业园、1000家零碳工厂、1000座零碳校园、1000家零碳医院及1000个零碳社区，助力加快推进绿色“新基建”进度。

五、促进“零碳”导向的绿色投融资。以“零碳中国，绿色投资”为主题，发起“零碳”绿色产业基金。鼓励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零碳能源”、“零碳交通”、“零碳建筑”等“零碳”示范项目的投资，并带动更多来源绿色的国内外资金投入。

六、开展“零碳”导向的国际合作。计划每年举办“零碳创新”系列活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与绿色投资大会”、“新基建 绿色投资大会”、“国际清洁能源投融资大会”等品牌国际会议，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搭建权威国际合作平台，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渠道，加强相关产业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全方位助力我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2060年全球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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