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创碳和：碳中和中国能“按时交卷” 吗？

“碳中和”目标的出台，为我国未来绿色低碳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但要看到，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的历史进程相比，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我们能够能“按时交卷” 吗？

近15年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幅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但从绝对数值来看，依然与全球平均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我国与欧盟、美国等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类型。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生产结构中占比偏低，工业与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经济发展和就业高度依赖工业与制造业。而工业与制造业对能源消费的需求量大，能源消费占比要高于增加值占比，导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3倍。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实现碳排放达峰，即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实现经济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甚至实现经济稳步增长下的碳排放递减。因此，这份“碳中和试卷”需要全社会达成全面绿色低碳的转型，从能源、经济、产业、消费、政策、标准等进行结构上的调整。

在全球，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行业，每年市场规模仍高达5万亿美元。中国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以煤炭为基础的庞大的能源体系。近年来，一些国家又重新加大了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和布局。一艘行驶在峡谷里的大船，要转身必然挑战重重。

大经济体或全球性能源转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并且转型可能会产生巨大阻力，遇到大量不可预见的对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及环境的影响，比如失业。以英国为例：1979年撒切尔夫人强制减煤，铁腕关闭英国所有煤矿，煤矿工人上街游行，甚至打出了“绞死撒切尔”的口号。以美国为例：2017年，特朗普也以遵循《巴黎协定》将造成美国270万人失业等为由，退出了这一协定。

中国过去的传统产业很多都是高耗能的产业，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提升，传统产业要改造，通过技术革新减少排放。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把新兴产业、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智能产业等调进来，改变产业结构“偏重”的现象，这就是参加这场考试竞赛的必然选择。

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主席一声令下，各行业、各地方和各个企业都开始考虑自己如何碳达峰，如何碳中和，并调整或重新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一切阻力终将“靠边站”。

大家都动起来了，这是好事，但碳达峰、碳中和一定要有一个章法，要有策略，要科学地循序渐进，要与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节奏相适应。尤其是得有理论依据。

二战期间，**的德裔美籍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有句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实用“（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意思是指一个好的理论不仅是对实践的总结提升，更可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更多启迪。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则就是盲目的实践，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实践必将面临走弯路，甚至失败的风险。而且需要设立高的能效标准和节能标杆，达不到标准就要上“大棒”，达到标准就可以获得“胡萝卜”奖励。

1.经济增速仍将远高于发达国家，能源需求尚未达峰。

2.电力供给结构以煤炭为主导，转型难度大。

3.交通、工业、建筑等部门脱碳技术仍待突破。

4.农业减排面临人均蛋白供应量继续上升等多重阻力。

5.地区与行业发展不平衡，公平性问题凸显。

但是，这些困难就是我们迎难而上的“靶点”。

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减少碳排放，这也是我国致力的主要方向，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碳排放主要集中于消费端，而我国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5%以上，其中近70%来自于工业生产活动，如电力、煤炭化工、钢铁、建材等，剩余的15%基本是在地面交通、航空和住宅等。到2050年，我国的工业碳排放水平有望比当前降低70%。

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主要有四个核心内容：

一是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低附加值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会逐步下降。预计到2050年，我国高附加值行业增加值占工业产出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5%上升到60%左右，工业能耗会因此比目前水平下降60%左右。

二是提高工业体系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能效提升是工业降低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各种资源(如塑料、钢铁、铝等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也有助于降低在原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通过大规模使用高能效、低排放甚至零碳技术，到2050年，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可能比目前水平下降65%左右。

三是工业部门电气化和推广低碳燃料/原料的利用。目前，我国工业行业仍然大量使用燃煤锅炉，电气化率约为26%，未来，可以通过提高电气化率并使用绿电，来大幅降低碳排放，比如到2050年提升到70%左右。

四是用各类新材料、新原料替代化石原料（如使用氢能替代焦煤作为钢铁生产的还原剂）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过去几年，一些国外的央行和监管机构(如英格兰银行、荷兰央行、法国央行、欧央行等)、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如央行绿色金融网络，即NGFS）已开始强调金融业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的重要性。但是，中国的多数金融机构尚未充分理解气候转型的相关风险，普遍缺乏对气候转型风险的前瞻性判断和风险防范机制。

我国能否完成“碳中和”考题，不仅是电厂与实体制造企业的任务，全民也要动员起来，尤其是金融业需要全面、深度参与。

金融业在实体经济大规模向低碳、零碳转型的过程中也必须转型。金融业的转型一方面要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防范由于转型风险所带来的各种金融风险，包括高碳产业的违约风险和减值风险以及某些高碳地区所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实现碳中和需要数百万亿的绿色投资。实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资，其中，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来实现。关于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许多专家和机构有不同的估算。

比如，《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种情景构想，其中实现1.5℃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累计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此外，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元。

基于这些估算，未来三十年内，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元以上，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所产生的如此规模的绿色投资需求，将为有准备的金融机构提供绿色金融业务快速成长的机遇。其中，几个典型的领域包括：

创新适合于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项目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开展绿色建筑融资创新试点，围绕星级建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绿色建材等领域，探索贴标融资产品创新；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服务小微企业、消费者和农业绿色化的产品和模式; 探索支持能源和工业等行业绿色和低碳转型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转型贷款。

2.：发行政府绿色专项债、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气候债券、蓝色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等创新绿债产品；改善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吸引境外绿色投资者购买和持有相关债券产品。

3.：简化绿色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审核或备案程序，探索建立绿色企业的绿色通道机制。对一些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绿色企业，支持优先参与转板试点。

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探索碳金融和碳衍生产品。

大力开发和推广气候（巨灾）保险、绿色建筑保险、可再生能源保险、新能源汽车保险等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

6.金：鼓励设立绿色基金和转型基金，支持绿色低碳产业的股权投资，满足能源和工业行业的转型融资需求。

7.：鼓励创投基金孵化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开展绿色项目或企业并购重组。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合作，为绿色资产（企业）挂牌转让提供条件。

尽快将控排范围扩展到其他主要高耗能工业行业以及交通和建筑领域等，同时将农林行业作为自愿减排和碳汇开发的重点领域。

中国要达到碳达峰、碳中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得不做出很大的投资，因为假设中国GDP在以6%增长，到2030年累计GDP增长会达到63%，但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只能增长5%，这意味着中国的减碳行动必须马上开始。

巴黎协议的目标就是人类社会共同努力，争取使全球的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不超过2度，**不超过1.5度，这是它的目标，我们刚才讲了已经涨了1.11-1.2度了，其实可以再涨的不多了。其实这个目标就这么准吗？其实没人知道，所以有可能不到2度，整个系统已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宣布碳中和目标、加大落实《巴黎协定》力度的背景下，由于应对气候变化而带来的转型风险对许多产业和有气候风险敞口的机构来说会越来越凸显。转型风险指的是在实体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技术和市场认知的变化，对某些企业、产业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风险。

我们每个人也要配合支持碳中和减少碳排放。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负责任消费，不要浪费。负责任消费这个词儿其实在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增长目标里面有一项就叫负责任消费，因为你消费每一块钱的消费背后都是碳排放。

所以我们一定程度来讲，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减少浪费，就是为碳中和做贡献，或者说为气候变化做贡献。每个人都身体力行可以去做，比如说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尽可能的用公共交通！只要全社会都有“章法与步骤、以及时间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碳中和的目标能够“按时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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