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需要“一箭双雕”协同解决空气污染与温室气体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两个紧密相关的议题。国际上认识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关系从21世纪初开始，此后，研究人员在协同效应的机理、评估方法等方面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在行业、区域等层面开展了一些评估。随后，协同控制政策开始应用到排放清单制定等领域，如欧盟在排放清单制定等方面实现了协同。但是，从国际上看，协同控制更多的是集中在研究和宣传层面，真正实现政策落地的少。

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三者之间实现真正的同频共振、相互加强。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意味着我国生态环保进入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我国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研究方面基本与国际同步，在某些协同控制立法和相关政策制定方面甚至走在前列，但在协同控制政策落地、宣传、方法学研究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我国协同效应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1世纪初，以重点行业、典型城市、重大政策等为案例分别开展了分析研究。在重点行业层面，以电力、钢铁、水泥、交通、煤化工等行业为案例开展了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政策与示范研究。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都来源于能源活动、工业过程、农业活动、废弃物等。同时复杂的大气化学环境，使得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相互作用：例如氮氧化物、氨气、二氧化硫等都是气溶胶的前体，有降温作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碳等物质具有升温作用；以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碳、一氧化碳、甲烷为前体的对流层臭氧具有升温作用等等。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空气质量：比如温度升高引起的大气化学变化会影响臭氧的形成，酷热的夏天在未来将会更多的出现，并带来更长臭氧季。

面对这两个同源问题，全社会都需要寻找一种协同效应，希望可以一箭双雕的来解决问题。空气污染是短期问题，也是本地化的问题，不同空气污染物带来的影响不同；但另一方面，温室气体排放是中长期问题，是全球问题，它不是某一种温室气体的单独影响，而是各种温室气体共同作用的综合影响。

今年，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促进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协同增效，对深化和开展协同控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2021年，碳达峰行动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将如何展开？肯定是要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如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黄润秋部长表示，生态环境部将以降碳为总抓手，调整优化环境治理模式，加快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通过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贺克斌院士认为：碳的问题是抓住了一个要害，它对技术和经济竞争力、环境和气候这三个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生态环境部门不仅仅要服务生态环境，也要促进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现在的生态环保部门有一个强项，特别是和大气相关的，就是蓝天保卫战所做的精细化排放的倒逼。按照行业梳理出来的排放清单，比温室气体或者碳排放的要求更高、更精确。

生态环境部门可利用精细化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联系对接碳减排工作，和其他部门积极开展合作。“十四五”期间，需要继续聚焦源头减排，保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加快调整产业、能源、交通、用地“四大结构”，以工业源、移动源、城市面源为重点，全力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在结构调整的背后，蕴含着生态环境保护倒逼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趟过‘深水区’。

要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要坚持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结构等加快调整，更加注重源头预防和源头治理。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

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科学治污，要切实提高治理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精准治污，要做到问题、时间、区位、对象、措施“五个精准”。依法治污，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保护。

要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总的思路是“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土、防风险”。

“提气”就是以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为主线，进一步降低PM2.5和臭氧浓度，提升空气质量。

“降碳”，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强生态”，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和治理，强化生态监管，坚决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增水”就是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继续增加好水，增加生态水，提升水生态。

“固土”就是以土壤安全利用、强化危险废物监管与利用处置为重点，持续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防风险”要紧盯核与辐射安全、“一废一库一品”（危险废物、尾矿库、化学品）等领域，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

开展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效应的机理研究。相关科学研究发现，温室气体与传统污染物在大气中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

开发和完善定量评估协同效应的方法和模型。随着对协同效应理念认识的逐步加深，国际上开始使用模型对协同效应进行定量评估。

协同效应评价研究从关注“小协同”到“大协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衡量和评估协同效应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协同效应**化。

协同控制政策开始应用到排放清单制定等领域。在相关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欧盟在排放清单制定等方面实现了协同。根据欧盟《监测机制条例》要求，在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中须提交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同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技术支持机构通常也是本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的编制单位。

国际社会善于利用各种平台推动协同控制。日本搭建了国际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合作与交流的平台——亚洲协同效应伙伴关系（ACP）。自2010年起每年都邀请东南亚、韩国、中国、瑞典等国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专家召开会议，加强信息分享，促进协同效应的区域合作。

最终，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大环保、大生态”格局，实现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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