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筹码关乎你我：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峰会COP26非常艰难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计划2020年召开的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延期一年。

11月1日和2日是高级别元首领导峰会，是这次COP最值得关注的点之一，很多国家也会陆续公布他们气候行动计划以及是否提供新的资金支持。

之后两周时间将围绕规则具体展开谈判。**周主要是技术性谈判，第二周会有更多部长级别官员的参与，计划在第二个周末完成谈判任务，但是按照过去COP大会的经验来看，按时结束的情况几乎没有。

2015年，《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并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

然而，由于分歧严重，在此前几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方未能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核心遗留问题完成谈判，而这是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信任的重要标志。

其中，《巴黎协定》第六条因涉及经济利益，各方存在严重分歧，自谈判伊始便备受关注。该条款主要解决如何通过市场及非市场机制，帮助各国实施其在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

若是成功，COP26将推动《巴黎协议》中气候政策的加速实施，我们有希望延缓气候灾害，并留给后代一个还算健康的生存环境。

而当前新能源的如火如荼也只是一个开始，2030年新能源汽车将占据三分之一的江山；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也将提升到目前水平的三倍。

“绿色”能源投资替代万亿级市场规模的“黑色”能源势不可逆。

若是失败，那么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和不可逆损害，我们还要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而地球的前景也将变得更加暗淡。

此次会议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意义重大。为此，英国当地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便在疫情下保证会议顺利进行。

为了突出环保主题，参会人员使用电动汽车作为重要通勤工具。供应参会人员的食品主要来自苏格兰地区，供应商的挑选也严格遵循低碳可持续性的标准。

据了解，来自全球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非营利组织代表约两万人将参加此次会议。

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即“缔约方大会”，是世界上规模**的国际会议之一。

COP大会共有197个缔约方（196个国家以及欧盟），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署方。

《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后，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讨论气候变化和各国的应对方案、承诺和行动。

2020年因疫情原因延期后，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COP26）于当地时间2021年10月31日至11月12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COP26是自2015年巴黎峰会（COP21）以来最重要的气候会议。2015年，超过190位领导人签署了《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该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期望能共同遏阻全球变暖趋势。该协定还达成共识：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努力控制在1.5℃之内。

《巴黎协定》上每个国家都做出了减排承诺，并协定每隔五年做一次进展评估，回顾成就，发现问题，确定下一步方略。COP26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这个评估。

如今回看，各国当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远远没有达到。按照目前情况推断，1.5℃的升温幅度在2030年前就会被突破，到本世纪末，温度将升高至少3℃。

因此，COP26将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间点，未来的10年将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时间窗口。如若不及时采取积极的行动，人类和地球将要面对难以想象的自然灾害，海平面上升和生物灭绝。

同时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也表示，COP26气候大会上要想取得比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更好的成果肯定更为艰难。

10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拒绝设定净零碳排放目标，并要求富国承认对全球的碳排放负有“历史责任”。

而美国总统拜登希望在本次大会上宣布的价值5000多亿美元的气候变化措施也还没能在民主党内通过。

目前能源价格节节攀高，能源危机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因此，能源短缺和COP26之间将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全球转型绿色能源的前景将成为会议焦点。

最近，能源批发价格出现了最不寻常的上涨。这为转向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但问题是可再生能源还不完全可靠。正如最近看到的，在英国，风力并不是很足，这也导致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全球面临的能源危机会持续多久？绿色转型是一项“长期工程”！

控温减排和环境保护已经迫在眉睫，但每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博弈战场。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发达国家至今也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帮助，而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不会主动牺牲国民经济来配合减排。这最终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在气候问题上的撕裂状况。

另一方面，甚至在责任分配上也没能建立共识。究竟是碳排放总量高的国家减排义务大，还是人均高的承担主要责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接受以总量分责任。正如丁仲礼院士所说：“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基本人权。”更何况中国的碳排放有不少来自于生产端，却由发达国家消费。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继续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贡献。中国官方近日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白皮书，向外界介绍了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和成效，展示了中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二十多年来气候谈判总是艰难的，因为在气候的背后谈的总是“利益”。这一次的格拉斯哥也是如此。

由于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不同，控温减排目标对他们各自的影响差异也极大，因而，每个国家都在气候峰会的谈判桌上寻求属于自己的“利益”筹码。

上游资源国：传统能源的去化意味着其在全球能源战略地位的丧失。所以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他们减排的目标强度和意愿是最低。

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生产国：以生产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他们往往也是碳排放的主力，减排的压力较大。能源转型的主要问题是成本上升和技术突破，因此需求在于资金和技术支持。比如印度强调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和富裕国家应对气候措施“出钱”；中国敦促发达国家确保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不至流于形式；非盟则倡议发达国家2030年前向非洲提供30GW可再生能源。

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国：消费主导和产能外移使得能源的转型对消费国的经济冲击最小。因此他们更强调建立“宏伟的减排目标”，却对“出钱”的回应相当有限。其中美国一度仅承诺资助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欧盟认为应建立长期目标，以五年为周期进行盘点等。

碳达峰其实不是个新词，碳中和也不是什么新概念，至于碳交易更是早在1997年就写进了《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变暖，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了三十年的国际议题。从最初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的《京都协议书》，再到美国表演反复横跳的《巴黎协定》，关于减排的国际协议不少，但有实际意义的却不多。

以1997年首开先河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为例，虽然是全球**自上而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条约，但执行起来难同登天。

首先美国作为协议推出时的主要碳排放国家，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入过协议（克林顿政府签了字，但没有将议定书提交国会审议，小布什政府直接拒签）；到了2011年，加拿大又表示当初加入就是个错误，排放量**的主体都不执行，这协议又有何用，于是率先退出协议。至此，《议定书》就已有瓦解之势。

2012年确立，2013年生效的第二承诺期情况更糟糕，数个缔约国直接拒绝了承担减排义务，《议定书》遭遇了实际意义上的失败。至于被给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吵成一团，最后连协议草案都未获通过。

缔约国多达191个，连美国都重新加入，看起来希望很大的《巴黎协定》同样面临巨大困难。该协定的长期目标是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摄氏度以内，并尽可能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这一指标对应的减排幅度为45%。然而，根据缔约国递交的减排计划，即使所有目标均能实现，在2030年全球的碳排放较2010年也只能下降1%。

理念很完美，口号震天响，但具体到量化减排就寸步难行。这主要还是因为，减排其实不只是环境问题，更是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毕竟排放的本质，还是发展。世界并不是平的。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不同，发展现状各异。发达国家无论是经济基础，技术积累还是经济结构，都有着巨大优势。它们早已度过“先发展后治理”的阶段，很多欧洲国家甚至已经进行了持续几十年的产业外迁，在上个世纪已实现碳达峰。这也是为何在气候问题上，西欧国家态度总是更为积极——毕竟早几十年前就不搞重工业，当然碳排放少。

但发展中国家可没那么潇洒。它们既不能放弃工业化，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通过发展三产实现经济增长，更没有足够的技术积累进行碳捕捉或低碳生产、规模利用可再生资源。若强行控制碳排放，代价很可能是牺牲国民经济。

更何况从微笑曲线看，发达国家占据了具有高附加值的两端，将高排放、高污染的中间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承担了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满足了发达国家的需求，却又被要求承担减排义务，甚至承担“碳关税”，这对发展中国家非常不公平，可能形成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富裕国家中，欧盟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相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5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美国表示到2030年将其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52%。

澳大利亚宣布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在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世界第三大碳排放国印度在27日宣布，拒绝承诺碳排放净零目标。

世界**石油出口国沙特24日承诺在2060年将实现净零排放。

巴西将在2030年前杜绝非法砍伐森林，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俄罗斯正在考虑设定206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可能性。

而中国政府早已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09年，富裕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用于帮助穷国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碳排放。

然而，2019年只筹集了约800亿美元，目前已经拖延了1年，仍有200亿美元的缺口。因此对于很多贫穷国家而言，此次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让富裕国家兑现十多年前的承诺。

另一争议的焦点关于“损失和补偿”，即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应该获得多少补偿。富裕国家往往不愿探讨这个话题，他们虽同意将相关概念写入《巴黎协定》，但并没有拟定可执行的方案。而贫穷国家希望将其提上议程，并为未来更具体的探讨奠定基础。

此次峰会恰逢全球能源危机。在亚洲，煤炭短缺使工厂限产；欧洲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暴涨，让人们切身感受到能源转型的阵痛。

虽然峰会已因疫情推迟了一年，但疫情的风险并未消退，尤其是贫穷国家要承担更多风险和成本。即便在平时，他们能派出的与会代表就比富裕国家少，在疫情之下更是寥寥。

**的挑战就是各方如何达成一致。英国《经济学人》指出，缔约方通常分为三个“阵营”。贫穷国家要求富裕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富裕国家想要说服新兴经济体减少污染；而新兴经济体则表示自己属于贫穷和弱势的一方，同时暗示富裕国家不要忘了他们也是通过污染才发展起来的。

总之，在COP26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可能只是渐进式的。

气温上升关乎你我，平均气温上升1.5℃和2℃看似差异不大，但影响天差地别。

0.5℃可能决定着珊瑚礁和北极夏季海冰是否还能存在；升温0.5℃意味着每年受极端天气影响的人将会从7亿上升至20亿。气温上升还关乎经济，影响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一些贫穷国家将会首当其冲。

因此，这场开幕在即的大会并非无关痛痒，而是一场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大会。